1972年春节，干校的新校址终于靠劳动者们的双手建设起来了。那一排排新落成的小平房星散于高低错落的红土山坡上，绿树掩隐下的红墙灰瓦分外耀眼，给长满荆棘、茅草的广袤原野平添了一处新的景致。
这年春节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我们分得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住房。屋子里洁白的墙面，明亮的窗户，晚上的电灯光照亮了整个屋子，比起锦江镇的那间小黑屋子真可谓天壤之别。我们一家三口加上我肚子里的小宝宝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居，从此我们有了一个安稳的家。
蒋是干校有名的“能工巧匠”。他来到江西后，最先分派在采石排，开山取石，后来他带着几个人搞技术革新，建立了一个砂轮制造“厂”，“发明”了一种采石机，大大加快了采石的速度；采石结束后他又调往木工排，上梁、盖屋顶、做门窗；接着同人大的工人师傅一起为所有的新建房拉电线、装电灯；最后又被派去管理水电站。总之，哪里最需要他就被调到哪里。这使我们的小家也沾了点儿光，他用零星的木料做成了用餐的小饭桌、小凳子和摆放碗筷的小橱柜。尽管室内依然是红土地，我们却把它填得平平的，洒扫得干干净净。蒋为了照顾我和孩子们的营养，从附近的老乡家悄悄买来新鲜的鸡蛋。没有食油，我们就采用过去用过的老办法，从食堂打回来的菜里拣出一些肥肉把它熬成油，用它来煎鸡蛋。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日子过得和和美美。这在当时，我已经非常知足了。
我们还是照常出工干活，一心一意准备在这片红土地上迎接未来的小生命。我怀着孩子的肚子越来越大，到后来连我自己都害怕了。我想做一次检查，但干校原来的那位妇产科大夫已奉调回京；我想去鹰潭医院，但路程太远，我已无法步行，当然也不能使用干校的交通工具，我是无权使用的。这时我遇到了一位好心人，她是刚从北京调来的一位新任干校校长的夫人，她过去曾经是一位助产士。经她的诊断，发现我的胎位不仅偏移，而且是倒置的，如果不及时纠正会有危险。她说这是我怀胎后从事同一种体力活、长时间得不到休整所致，因此必须立即停止体力劳动。她用了许多办法给我纠正，如晚上跪趴、香艾薰脚，都不见效。最后不得已，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手把胎位板正。可是没过几天，肚子右边又鼓出来了。她再来时，见状不禁笑了，说：“你这小宝宝也真调皮，在你肚子里来回游泳。这次我要不客气了。”在把倒置的胎位再次矫正过来后，她又用白布带把我的肚子牢牢地捆绑住了。这招还真灵。
然而，我仍然没有被免除体力劳动。在那个时候，无论是各级党政领导，还是普通的群众，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认为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是第一位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谁要是逃避劳动改造都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我曾想过向领导打一个报告，希望能准许我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轻活；但我不愿意让别人说我娇气，更不愿意低三下四地去看那些领导的脸色，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在离开干校回北京之前，我一直没有停止体力劳动。
1972年全体“五七战士”苦战三个月虽然把一大批房子盖起来了，却有好几位四五十岁的“战士”接连倒下了；他们有的是突然发病猝死的，有的是久病得不到医治被耽误而死的。此前，在干校的所谓“清查”运动中还逼死了好几位教师。这一连串的死人事件引起了五七干校的人心浮动，校领导也十分紧张，生怕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为此，北京人大校部的第一把手、校革委会主任亲自来江西干校坐镇，就干校的劳动和医疗条件采取了一些措施，并把一些危重病号转移到附近的大城市去治疗。当时有人劝我回北京去分娩，但我不愿向领导开口，从心里说我也舍不得离开刚刚建立起来的小家。我决定在干校生下自己的孩子。为此蒋专门把他的母亲从江苏无锡老家请到了干校，准备由她来照料我坐月子、带孩子。
大概是我无意中透露了我过去分娩时曾有过血液不凝固引起大出血的病史，这引起了一些热心公益的老大姐们的关注。她们把我的情况反复向军宣队作了反映，并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我家里劝说我返京分娩，但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和蒋在北京都已经没有家了，两人月工资加起来才124元人民币，双方都还有老人要我们赡养，平时只能勉强做到收支相抵，怎还有多余的钱来负担回京的路费和在北京安顿下来的费用呢？就是再苦也让我们苦在一起吧！
这件事惊动了刚从北京来干校的军宣队第一把手、校革委会主任。在他的主持下，干校党委作出决定：指派蒋专程护送我和大孩子及刚来干校的婆婆回北京；我产后不必再回干校，在北京校内重新安排劳动；蒋在我分娩满月后即回干校继续从事劳动；公家给予报销三张回京的硬卧火车票，另外补助50元作为我婆婆的路费；回京后的住房由在京的“五七办公室”安排。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大的照顾了，我心里唯有感激还能说什么呢！
那时离产期已不到一个月，一些好心人怕我生产在旅途中，帮我们作了妥善的安排，一批又一批“五七战士”一连几天前来向我们话别，我切身感受到了那种“战友”之间特有的真挚情谊。终于在4月里的一天，我们带着深深的依恋离开了那间尚未住够的充满暖意的小屋，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回到北京，校革委会“五七办公室”把我们一家老小安置在工人住宅区的简易楼内——北三楼底层的一间小屋子里。那是一间与厕所相邻、久置不用的破旧危房，地面很潮湿，天花板也已裂缝，一面墙上挂满了由厕所渗透过来的尿碱结成的白色粉末。我心里明白，这是给予我们“臭老九”的“特殊优待”，当然不能有任何怨言。在那个年代，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对于我们这些被一种强加的“原罪感”折磨得几乎成了贱民的知识分子来说，能得到这样的赐予就已经是一种幸运了。起初我们顾虑重重，担心工人阶级邻居们会把我们当做“专政对象”来对待，因为在“文革”期间我们目睹了工人们在军、工宣队的鼓励下对知识分子的羞辱和残害。蒋在“文革”初期就曾被学校里的工人无缘无故暴打了一顿，后来只能到校外同学处躲了一个多礼拜。可是我们住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我们的邻居们并没有把我们当做异类。一些工人家属知道我临产了，常来我家问寒问暖，给予了我们很多关心和照顾；我婆婆不会说普通话，她们就常常带着她一起去买菜。数月后蒋患重病从江西五七干校归来，我们一家搬离了这个工人住宅区，但我与他们之间的友谊始终未断，尤其是十七年后他们看着出生、长大的连儿遇难后，他们又再次给予了我很多安慰。如今不少老人已经作古，但我还是常常怀念着他们；他们的子女一旦在校园里与我相遇也还总是要亲切地叫我一声“阿姨”！我深信人性本来是相通的，只是因为受到诸如“阶级斗争”和“革命”、“专政”等等意识形态的蛊惑，才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分裂，以至使人类从文明倒退到了野蛮。
我们用短短几天时间安顿好了自己的家，等着迎接即将出世的小生命。但是，一直等到过了预产期，仍不见有丝毫的动静，而且我还出现了血压遽然升高的症状。为防止意外，我托人说情住进了东城区骑河楼的市妇产医院，由蒋每天骑车从西郊人大到医院来照看我。一晃住院又过去快20天了，仍不见动静。大夫认为再拖下去对母婴都有危险，于是采取了各种药物和人工的催产措施，但都不见效。那是一次难产，大夫不得不动产钳，紧紧夹住胎儿的大脑袋，才终于把他拽到了这个世界上。我眼见大夫把他放在旁边秤上量体重，只听得她们惊呼：“好家伙，这么重！8斤2两。怪不得这么难生！”大夫旋即把他抱给我看，只见这个小家伙大大的脑袋，圆圆的脸，既无头发也无眉毛，两只眼睛一睁一闭。我把他托在手里沉甸甸的，根本抱不动，忙把他还给了大夫。大夫怎么拍他的小背，他都不吱声。啊，他不会哭！我有些着急了。大夫临床经验丰富，我只见她不慌不忙地拿来一管长针，往小家伙的脑部深扎进去，又迅速拔出针来。他哇的一声哭出来了。这声啼哭标志着这个小生命终于降临到了这苦难深重的人世间——尽管他是那么的不情愿。他出生的时间是1972年6月2日傍晚6时25分。
作为证据，他的额头上留下了一个5分镍币大小的产钳印记，这个印记一直到他十七年后遇难时都没有完全消失。然而在当时，我和他的父亲却是把他当作上天的奖赏来欢迎的，因为我们曾为他的降临人世付出过太多的艰辛。
那年我36岁，是我的本命年，因此我们母子的属相都是鼠，只是我出生于清晨，他出生于傍晚。远在江苏老家的爷爷曾经是一位道教大法师，他为刚出世的孙儿算了一卦，亲自用毛笔写信告诉我们，说他孙儿是“出洞的老鼠，一生衣食无忧”。我知道他老人家是因为高兴，想讨个吉利。老人1949年以后就没有过上好日子，如果他的后代能够吃穿不愁，对他来说也就心满意足了。如今祖孙俩均已不在人世，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不知又将何言以对？
我和丈夫为刚出生的孩子想了很多名字，但都没有太满意的。丈夫的好友张惠仁，一位五十年代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写得一手好字和首首好诗的高材生，从五七干校回来看望我们，我们就请他为孩子起个名字。他静思片刻，说就叫“捷连”吧。我们深会其意，张最了解我们结合之不易与生产之艰难，但再大的难题，不都一一解决了吗！这个名字大概既有这样的寓意，也有对孩子未来的美好祝福，而且叫起来上口，还有北方的儿音，于是就选用了张取的这个名字；小名就叫小连、连连、连儿。
后来小连不幸走后，我有时精神恍惚，甚至从封建迷信里去寻找答案。小连出生在我的本命年，“捷”与“劫”同音，以致儿子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起，就劫难接连不断，最终死于上一世纪的劫难。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9期 2014年4月18日—5月1日）
文章来源：丁子霖